第一百六十五章 连锁反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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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约瑟夫张伯伦这个大英帝国主义的旗手，关税改革的倡导者，万众瞩目的政治家，能够获取首相的宝座吗？

温斯顿，丘吉尔老练地观察着张伯伦的表现，看着这位老牌政治家四处活动，最后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戏。

张伯伦，原本属于〖自〗由党，却由于关税问题上的矛盾，拉着一帮志同道合的〖自〗由党同志另组〖自〗由联盟党，与保守党合作。到了现在，眼看着保守党的贝尔福勋爵执迷不悟，他又干脆大挖保守党的墙角，串联人员组织“关税改革同盟”。这正所谓“老而不死谓之贼”此人折腾来折腾去，固然让英国多次就保护性关税陷入争吵，却也让他自己成为保守党和〖自〗由党都很看不上的人物。此人闹腾十几年，很可能最后还是给旁人做了嫁衣裳。

这样一来，张伯伦的〖自〗由联盟党在选举的时候也难成气候，最终得利的，很有可能就是〖自〗由党。

丘吉尔的视线落到了一个人的身上：亨利，坎贝尔，班纳曼，〖自〗由党温和派代表，人称“好人亨利”年近七旬的老牌政客。

在丘吉尔看来，〖自〗由娄的三巨头中，属于张伯伦派的阿斯奎斯是激进的英帝国主义者，原本就与殖民地自治力量有些不睦，在这个时候一旦上台，英国的这股风潮就不知道要吹到什么地方，一个没留神就是引火上身。这个人可以做内阁成员，却未必可以被接纳为首相。

劳合，乔治，这个人有足够的野心和手腕，也有有足够的煽动力，大胆，有魅力，非常机智，善于辩论。很多时候，丘吉尔都不自禁地模仿这位野心勃勃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很有策略地和这位他看好的后起之秀，〖自〗由党激进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但毕竟这个人的资历还浅。而且更重要的，劳合，乔治属于〖自〗由主义激进派，对布尔人持同情态度，对殖民地，社会下层民众持同情态度，甚至在1901年险些被英帝国主义分子以私刑处死。这样一个和英国主流思想风潮有点背离的人物，在这个时候，很难一下子被英国上流社会接纳成为首相。

翻回头来再看“好人亨利”这位老资格〖自〗由党魁，和各个派别相处都不错，为人圆滑，和皇室的关系也不错，甚至在保守党那边也颇有些人脉。

出身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骑兵科，曾经就职于皇家瞟骑兵团，精于马经的丘吉尔，就这样用观察赛马的方式仔细观察着这些英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最终决定了筹码的投向。

在这个时候，某些对英国政治气候最为敏感的资深政治观察者，已经开始隐隐感觉到，一场可能改变二十世纪世界史的政治变革，已经在这个举足轻重的帝国中蠢蠢欲动。

在〖中〗国，另一场论战也已经悄然拉开序幕。

十二月二十日，《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署名“粱之”认国战已操必胜之局，而国势之兴复非一日之功。正所谓大道忌盈，人事惧满，月盈则亏，huā开则谢，人事无常，国事无常。今战场之上，我军态势如日中天，而越境作战，天气严寒，敌国又已调集重兵，日夜兼程而东向，厚备重兵以待我”公然提出“战争者，政治之延伸也：战争至此，已可称全胜，嗣后当以外交谋求最大之收益……，并且提醒“一旦战事转为不利，我国势转为下行，新占之领土，新安之〖日〗本有所动摇，而列强威胁于外，策动于内，则前途可堪忧虑”。

在“粱之…，看来，目前〖中〗国的局势看似有利，实则暗藏危机。一连串的胜利固然辉煌，但出境作战也面临越来越多的实际困难。更可怕的是，〖中〗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列强的警惕，目前列强翰旋遭到拒绝，欧美更有舆论风潮渐渐转向对华不利，如果继续坚持鹰派路线，南进暹罗，威胁到英国：北战俄国，吉凶未卜：东取〖日〗本，已经让美国如猛刺在背，一旦列强联手，以军事进逼，或贸易威胁，甚至策动内乱，则国内被打压下去的力量，〖日〗本的反华势力，乃至朝鲜的民族主义激进派，都可能死灰复燃。到时候画虎不成反类犬，反而不美。

“粱之”的文章一出，很快就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随着英国报界掀起风潮，美国也开始有些呼吁警惕新鼻祸的声音，〖中〗国内部的一些人士越发忧心忡忡。

在上海，因为穆铁兵变期间暗自联络“联省自治”遭到处分，停职在家的原上海市长李平书公开上书，提出“以全胜之态势促和议，以国战之胜利促改革，整修内政，裁减军备，轻徭著赋，休养生息，还政于民”。

在这位前上海市长看来，以战争名义采取的战时经济管制，实在有当代斯巴达主义的嫌疑。在这个体制之下，舆论被管制，经济〖自〗由被管制经济取代，工商业税负过重，利润被压缩，军需产业畸形扩大，其他产业缺乏资金，物价被管制，社会生活严重军事化，这是绝对不可以长期持续下去的。

在李平书看来，现在俄国已经得到了教训，再无力侵犯〖中〗国，东边〖日〗本已经降服，南方的暹罗朝不保夕，只要见好就收，〖中〗国周边态势就可以稳定，从而可以把精力转移到内部事务上来。

李平书这个时候显然也动了真情，很多以前不太敢公开讲的话也一股脑说了出来：“……如果继续深入，战事就会迁延日久。敌国也会被逼上绝路，不得不倾国抵抗。届时两受其害，而我国深陷西伯利亚和中亚战场，势必导致国势疲惫，东方空虚。一旦列强采取经济制裁，国家财政困难，国用不足，便是骑虎难下。而时间越拖长，态势越不利，政府越是骑虎难下，最后便有局势逆转的可能。既然如此，何不趁此机会早些议和呢？治国，不是斗气，也不是赌博，而是要谨慎再谨慎。我华夏复兴寥寥数十载，而中华之历史源远流长，正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李平书文章出来，帝国报界自然是骂声一片，但与之前不同，就是已经开始有越来越多态度暧昧，甚至公然支持的声音。

长期的管制经济，让很多居民也感受到了生活上的不便。随着国战取得全胜，国家迫在眉睫的危机渐渐淡去，很多市民也怀念起之前相对宽松〖自〗由的生活。看着那些过分狂热的青少年，成天把“战争”“国家”“民族”挂在嘴上的小孩子，不少人心中也有些忧心忡忡。

物价固然没有多少上涨，可很多物品也时常有些缺货。由于太多的民用工厂纳入管制专供军需，民用上头逐渐开始显现出影响。在北京等主要城市还不明显，但一些三四线的城市，开始出现了一定的物资短缺。

为了筹集军费，中华帝国政府动用了一切手段，开征了很多的新税种，有永久的，有说好“临时”的。高收入阶层和中产者税负越来越重，企业税收也根据规模和行业差异有所提升。现在危机渐去，原本在情势感染之下涌动起来的爱国激情也逐渐让位于现实的油盐酱醋。

形形色色的人物，力量，在各种因素的驱动下，都开始了某些试探，甚至行动。

在北京，公民党党魁粱启超公然组建了“民生研究会”提倡“裁军，减税，关注民生，恢复民权”提出“国家宪政体制建立不易，国会长期休会不利国家政治建设，也影响国家正常发展”提议“定和议，开国会，强民生，复民权”。

很多大学教授，在野党派人士，统一党保皇派的遗老遗少，尤其是很多家中亲人在前线服役的中产和显贵家庭，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都开始或明或暗地应和这些主和的声音。

一时间，华夏大地，悄然涌动起一股“和平”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