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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时迁传回来的消息,前天便因伤重医治无效去世了……”
看着杨猛神色有些黯然,王亚樵想了想又接着说道:“按照您的吩咐,南昌的官绅一致要求胡廷干,延请中外双方对江召棠的尸首进行了验尸,据南昌的忤作查验,皆供据“洗冤录”,确系被人杀死,并非自刎。”
杨猛坐在观世音菩萨的像前,沉默了半响,然后才对王亚樵说道:“亚樵,你可知道我为何要求所有的特工乃至军官都要学习国术?”
“强身救国,杀敌御洋!”
杨猛:“按说眼下这个枪炮横行的时代,国术在正面战场上必然没落,但在很多敌后乃至暗夜中的战场上,国术却依然可以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往往一次暗杀或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就能挽回成千上万条性命,或许今时今日这作用还没有我说得这么明显,但在日后连年的乱世中,必将发挥着难以想象的作用!”
王亚樵点了点头,由衷地说道:“亚樵明白,例如这次在南昌,没有霍殿阁师叔的暗中保护,可能江召棠就无法把第一手的证据交给我们,而没有国术学员的千里奔袭,也无法从英法的封锁下,将东西送回上海乃至京城……”
杨猛转过头,轻轻地站了起来,拍了拍王亚樵的肩膀,“我本想教你暗劲之后的功夫,但你的基础有些薄弱,怕是难以成就一代宗师,但国术本是一柄双刃利器,绝非只有用在杀戮上一条路可走……”
王亚樵静静地看着杨猛,而杨猛却忽地停下不说,向外走出三圣殿后,这才在殿外重新开口,“高手比武,生死只在一瞬之间,你的心思反应都是上上之选,唯独身体的反应有一点迟钝,所以不如将心思用在特勤和情报上面。”
又走出了二十多米,眼见就要踏进藏经阁,杨猛又说道:“有时看似很小的一件事或一份情报,却能比正面战场上杀敌一百,更能唤醒国人心中的热血,将江召棠那些手迹和相片分批次送给上海《时报》和北京《京话日报》,另外再多洗几份,送给东京那边的《民报》和《新民丛报》,至于其他国家的媒体,找些青帮的马子故作神秘,高价卖给那些洋记者……”
十四天后,也就是1906年3月17日,上海《时报》刊登江召棠被刺后的照片以及部分手迹。
二十九天后,1906年的3月29日,北京《京话日报》第570号刊登了江召棠遗体颈部以上遇害部位血肉模糊的特写照片,而这被认为是中国报纸刊登新闻照片的第一次。
同时,上海《时报》自4月份起连续报道江令被害案,揭露王安之行凶杀人的凶残面目,五月中旬,该报登出江召棠笔迹照片一张。
占据了半个版面的相片上面,可以清晰地看到江召棠写着的文字,“竟是逼我自刎,我怕痛,不致死。他有三人,两拉手腕,一在颈上割有两下”,又又一排小字云:“痛二次,方知加割两次,欲我死无对证。”用不容争辩的事实,戳穿了所谓江系自杀的谎言,使王安之杀害南昌县令江召棠的真相昭然若揭。
法驻京公使吕班,派三等参赞端贵为代表,与清廷所委直隶津海关道梁敦彦,同往南昌查办,等端贵抵赣后,歪曲事实,硬是不承认江令为被王安之所刺,只是提出惩凶、革官、赔款等无理要求。
面对媒体的铁证和洋人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仍是奴颜卑膝媚外求和,完全顺从帝国主义的摆布,不单逮捕“闹教”群众七、八十人,还将龚栋等六人正法,十三人监禁,十二人罚作苦工,又将保护教堂不力的江西巡抚胡廷干撤职,布政使周浩查办,按察使余肇康交部议处。
6月20日,由清朝外务部出面,与法国公使签订了《南昌教案善后合同》,赔款白银四十五万两,以此来息事宁人,并定以“本年正月二十九日,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到天主堂,与法教士王安之商议旧案,彼此意见不合,以至江令愤急自刎。
乃因该令自刎之举,传有毁谤法教士之讹,以致出有二月初三日暴动之事,中国国家已将有罪之人惩办”之语,致使弥祸定乱、救民保民而为国捐躯的江召棠蒙受奇冤。
连番旨意和令民众齿寒的举措之后,不单国内百姓一阵高声哗然,就连原本还对清廷抱有一线幻想和希望的缙绅地主阶级,终于也在这种难以理解的软弱下渐渐地死了心。
打不过不可怕,可怕的是连打的勇气都没有。
又过了些日子,江西民间渐渐传出江召棠本是多闻天王降世的传闻,说他因护持万民而遭魑魅魍魉兵解驾万民伞回归佛国,清廷已经腐朽至根部,再无中兴之可能,就连佛门四大天王也一一弃之而去……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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