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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吴可正率领一万大军与英法联军糜战天津,剩下的两万多乡勇队战士和一万余楚军,还得负责淮北跟整个河南的防务,根本就没办法抽调人手支援浙江作战年,当然吴可也不愿意橡湘军那般招摇自爆实力。
在广阔的安徽大地,特别是局势混乱的淮南地区,可是有不少地方团练武装盘踞,不受安徽提督控制各自为战。上述所言的援浙安徽清军,就是这些得不到淮北地区支援的散兵游勇。
朝廷显然也知道吴可的难处,加上当时他正全副心思跟英法联军在天津互耗,加上淮北地区安徽清军还得防备金陵城内的太平军发难,所以也就没有特别要求安徽清军一定要援浙作战。
只是让吴可没想到的是,为了应付浙江战场的不利局面,朝廷甚至曾欲调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亲自赴浙主持军务,但是和春托病不敢赴浙。
这家伙真不是玩意,当初要不是安徽清军出兵帮忙,只怕当时由向荣主持的江南大营几万将士将彻底完蛋。要不是安徽清军及时出手帮忙收拢溃兵稳定局势,哪有他现在的好日子过?
没想到只是援浙这么点小事都不敢出动,还能指望他什么?
要知道江南大营可是建在金陵城外,随时都回面临太平军重兵集团的突然突然打击,到时候和春又软了怎么办?
而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朝廷被迫亮出最后的王牌,作出了原本最不愿意做的一个决定:起复曾国藩!
曾国藩自从逃出南昌后便以“丁父忧”回籍守制,私下曾为复出一事多方奔走,但皆无结果,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对其疑忌很深,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让他再掌兵权;另一方面,天京事变和石达开被逼离京两次变故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使朝廷看到了攻破天京的希望。
曾国藩本人在1858年初也说,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一语正代表了朝廷上下的普遍判断。
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既然朝廷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又何必再用曾国藩,给自己徒增“后患”呢?
所以尽管胡林翼等人一再为曾国藩说话,朝廷始终不为所动,就连湘军攻陷湖口,胡林翼建议以曾国藩统兵,乘胜沿江东下,都未能获得允准。
吴可听到这儿不由连连冷笑,这就是太过招摇的下场。
本来老曾当初一封奏折就恶了咸丰帝,后来的湘军那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天下皆知,而且在初期还表现得极其精艳,朝廷要是不忌惮丫那真就奇怪了。
哪像乡勇队,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来驻防淮北都显得极为低调,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湘军绝不是乡勇队对手,可湘军名头却比乡勇队要大得多,这就是湘军遭忌的地方,枪打出头鸟嘛。
当时吴可被拖在天津实在脱不得身,不然京畿动荡那才是真正要命,不然哪还有老曾起复得的机会?
直到石达开进军浙江,全省震动,胡林翼、官文、骆秉章等人再次请求起复曾国藩,并向咸丰帝痛陈利害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
“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楚军(即湘军)赴援浙江,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咸丰帝才终于被‘说服’,同意再次起用曾国藩,乃令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向江西铅山河口镇集结,曾国藩一到,立即由其统率入浙。
这妥妥的就是逼宫的节奏啊,为了一名大臣的起复,这么多封疆大吏同时使力说话,换了老子是皇帝一定也是猜忌不已,吴可满带恶意想道。
1858年7月1日,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援浙江。
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接旨,喜从天降,但却不敢轻率行事,他于17日离家后先后奔走于湘鄂,与骆秉章胡林翼面商援浙事宜,直到8月29日才到南昌,再从南昌启程前往铅山。
而这时距离石达开自衢州撤围已有40余日,距离石达开部入闽也已有十多天了。于是,曾国藩不久又接到改援福建的最高指示,急忙重新着手部署移师福建事宜。
而就在曾国藩疲于奔命,朝廷手忙脚乱地向浙闽调兵遣将,天京危局因清军兵力的减少和筹饷的困难而有所缓解之际,陈玉成和李秀成精心策划的一场天京解围之战,已在周密的部署之下即将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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