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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英国和美国终于对中日冲突问题发表了外交声明,首先称赞了日本“协助邻国清剿赤色分子,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之举”,但随后又谴责日军未经国际协调磋商,就在中国“擅自行动”,违反了之前的一系列协议和共识,也不利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要求日军立即停止一切在华行动,等待国际协商。
对此,日本外交部淡淡地表示“遗憾”,日本军部则依然我行我素,丝毫未加理会。
而欧美的对日谴责也仅限于口头,纯属虚应故事,不要说军事制裁,就连贸易封锁都不曾有。
坐困南昌的蒋介石却欣喜若狂,视之为救命稻草。但即使有了这一剂强心针,他依然不敢号召全国发起抗日,只是不断向香港方面请求更多的贷款和财政援助,最后总算是勉强获得了区区一百五十万港元。
此时,由于何应钦的摇摆和汪精卫的背叛,蒋介石对南京国民政府已经基本失控,开始考虑另立中央。
一月三十一日,“天津军之暴走”开始——鉴于北平的宋哲元一直油盐不进,死活不肯彻底卖身投靠日本,又看着同僚们在南边的江苏省建功立业、屡战屡胜,“天津军”的日本参谋军官们不由得大为眼红,索性又一次发扬了“下克上”传统,背着上司田代皖一郎中将,违反东京军部的命令,在天津挑起军事冲突。
于是,被逼到绝路的宋哲元,被迫在北平司令部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起兵应战,华北抗战就此爆发。
同日,英国远东舰队从新加坡锚地横跨南中国海,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与先期抵达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会师。次日,以越南为基地的法国远东舰队也抵达了马尼拉,从而正式组成三国联合干涉军。
二月一日,英国、法国和美国再次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军停止一切在华行动,等待国际协商。
鉴于这一局势突变,也是摄于三国联合舰队的强大实力,日本联合舰队不得不放弃了对宁波和舟山的登陆作战计划,转而以保卫本土优先,掉头南下台湾海峡,准备与马尼拉的三国联合舰队展开对峙。
得知“天津军”贸然挑起华北战事,从一开始就在努力集中兵力,尽量避免同时搞出两个战场的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顿时不由得大为恼怒,随即连夜制订“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要求华北前线火速停战。
二月二日,宋哲元在南苑和通州击退了日军的几次试探性攻击,自认为已经稳住了局势,暂时粉碎了日军的野心,便在北平得意洋洋地展示战利品,并且发表演说:“……我军前线官兵,当此大敌当前,一发千钧的刹那间,自然而然的把我们数十年来所谓的‘匹夫不可夺其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和最近所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战而亡不愿束手以待毙’的军人决心尽量发挥……倭寇只凭其横暴,欲征服我中华民族,是不可能的……请看这几日来的前线战况,我们就可以有自信了。”
对此,听演讲的北平各所高校学生欢呼雀跃,齐声高喊“中国万岁!”“中国不会亡!”
对此,阎锡山在山西发出贺电,并表示声援,但晋军并无实际出兵行动,只是在分割河北与山西两省的太行山各处隘口抢修工事、增兵布防,同时资助宋哲元五万元军费,可惜直至北平失陷也没把款子送到。
二月三日,为了避免擦枪走火,日本外交特使乘坐一架水上飞机赶到马尼拉,与英法美三国特使举行紧急外交会议,就当前中国事态进行磋商,再次提议组建国际干涉团体,接管中国政府的一切权利——这个过于冒进并且暗藏祸心的建议自然是被否决了,但欧美列强同样也没有为中国之独立自由而战的念头。
于是,在一番互相指责和逐步磨合之后,马尼拉会议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
同日,结束了遵义会议的中央红军在击溃了北方的川军之后,为筹集粮饷掉头南进,进逼贵阳城下,黔军的大烟鬼“双枪兵”一触即溃,贵州军阀王家烈四处求援无果,不得不仓皇出逃。
另外,驻守湘西的薛岳所部中央军再次因欠饷而哗变,并且又与何健的湘军发生冲突,暂时完全失去了战斗力,贵州的中央红军和湘西的红军贺龙部顿时压力大减。
二月四日,尽管东京的参谋本部制订了“北支那事态不扩大原则”,但急于立功的华北前线各部日军根本置之不理。继天津的北支那驻屯军之后,刚刚控制了冀东的关东军也开始大规模加入战局,对北平和天津发起多路攻击。仓促应战、孤立无援的宋哲元很快陷入绝境,各个交通要地相继陷落。
同日,得到上海方面援助的皖南红军方志敏旧部,顺利攻破江西景德镇,歼灭中央军一个团。
二月五日,南苑陷落,天津陷落,宋哲元宣布北平为“不设防城市”,开始向保定、邯郸一线撤退。
同日,日军三个师团从徐州南下,逐步移动到淮河一线,沿途各县市均不敢抵抗——行政院长汪精卫自然是极力要求其党羽配合日军行动,而蒋委员长同样也没有发出抗日的指示。更何况,此次日军登陆还打着“中日亲善、援华防共”的旗号,很是迷惑了一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因此一路上基本没有爆发战斗。
由于进军实在太轻松,甚至有一部分最胆大的日军先头部队,更是利用铁路和火车穿过大片国民党控制区,以最快速度抵达了长江北岸,与先期抵达的若干日军轻型舰艇会合,作势威吓长江对岸的南京。迫使何应钦下令首都戒严,南京街头一日三惊,大批汉奸和间谍趁机造谣生事,鼓吹抵抗无用论和投降主义。
此外,南京街头还冒出了一则不知从何而来的谣言,居然声称日军计划在首都南京举行屠城,以瓦解中华军民之抵抗决心,并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连屠杀计划和埋尸地点都安排得一清二楚。
得知如此骇人听闻的消息,南京市民不由得震恐至极,纷纷收拾细软,携家出城逃亡,紫金山上一时间搭满了窝棚,通往外地的公路、铁路、水路交通尽皆人满为患,交通事故频繁,场面混乱之极。
当天夜里,南京部分青年军人上书请战,要求乘汽艇渡江偷袭北岸日军,遭到何应钦断然拒绝。
二月六日,日军飞机从南京上空多次掠过,抛撒劝降传单,造成城内地面人群大规模踩踏惨案。
同日,继占领湖州之后,上海红军又沿着沪杭铁路南下,对浙江的嘉兴发起攻击。
二月七日,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在广州发表了一份“抗日反.共救国宣言”,计划组建“援湘军”和“援闽军”,分兵两路发动北伐。湖南军阀何健闻讯大为惊恐,立即停止追剿红军,将湘军主力调到南方衡阳一带布防。而蒋介石则在南昌行营气得大骂:“……此僚(陈济棠)名为抗日,实为卖国!抗日?亏他这个日本走狗也喊得出来?让他先把粤军里的日本顾问和日本教官都撵走再说!”
二月八日,“天津军之暴走”终于被亲自赶到华北前线的石原莞尔少将制止,华北抗战第一阶段结束。日军占领了冀东和北平、天津,但未能彻底消灭宋哲元的有生力量,而是坐视其率残部撤退到了保定。
再接下来,对蒋介石来说最为可怕的致命一击,终于降临到了他的光脑壳上。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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