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节中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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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中法（2）

这样的情势，显得相当棘手，岑毓英、张之洞和刘铭传都颇为焦急，因为岑毓英的意思，非常明白，要他到两广督师，是件能躲就躲的事。}僵持的结果，必定贻误时机，坏了大局，无论如何先要为他争得坐稳云贵总督的宝座这一点，以后才好商量。这层看法由刘铭传和张之洞透lu给恭王，他表示无可无不可——他这一阵的心境坏透了，自己身子也不好，长子载澂长了一身‘杨梅大疮”已不能起床。

因此，恭王虽还未及四十，却是一副老境颓唐的样子。经常请假，或者竟不入宫，有事多在府中办，也懒得用心，公事能推则推，不能推亦无非草草塞责。这些情形，皇帝早有知闻，只为体谅他的处境，追念他十多年的功劳，格外优容，从未责备，但心里当然是有所不满的。

为了岑毓英的去处，是件大事，皇帝觉得一定先要问一问恭王，因而张之洞的奏折一直留中，直到恭王上朝的那一天，才提出来商议。“岑毓英回昆明，料理越南之事总不是常态，朕想，还是让他到两广去，不过，瑞麟呢？”皇帝问说：“总得替他找个地方。”

“是”恭王答应一声，却无下文。

“你说呢？”皇帝催问着，“总不能凭空给他刷了下来啊”

“瑞麟身子硬朗。”恭王慢吞吞答道：“也不必给他找什么清闲的地方，如今国家多事，那儿也不清闲。至于用在哪里，全凭皇上圣断。”

“话是不错。”皇帝直截了当地答道：“办法呢？你就说怎么安置他好了。”

“臣的意思，先内召到京，再说。”

皇帝大感失望，这样催逼，竟逼不出他一句痛快话，只好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这跟下棋一样，先要定下退守还是进取的宗旨，才好下子，岑毓英该到那里先要打定是和是战的主意。如今既有刘永福能用，唐炯、徐延旭也都说能打仗，翁曾源打回来的电报，也说不宜对法国让步，再加上越南是心向着中国，这不都是能打的样子吗？”

“不能打”恭王大摇其头，“请皇上别轻信外面的游词浮议说法国的军队胜不了刘永福，未免拿法国看得太轻，刘永福看得太重。至于徐延旭，刚到广西，还不知道怎么样。唐炯是前湖北巡抚唐训方的儿子，是个绔绔。臣听人说，唐炯出镇南关，还带着厨子，这还不去说它，最荒唐的是，唐炯嫌越南的水不好，专派驿马到昆明运泉水去喝。这种人，怎么能打仗？”

“有这样的事？”皇帝确实不知道，“不会是下面那些人的浮夸之词吧？有些言过其实的话，也听不得那许多。”

恭王碰了个软钉子，不再作声。文祥和许乃钊也是赞成岑毓英回任的，便即重申前请，不过他们看得出来，皇帝有不惜一战之意，所以不敢主张议和，只这样说道：“两广是重镇，将来不管是战是和，朝廷发号施令，对法交涉，都少不得有皇上信重的大臣坐镇才是。”

“既如此说，让岑毓英先到广州，接了总督大臣再说。”

“圣谕极是。”文祥急忙答道，“为今之计，一面严饬各省布置防务，一面该赶快催岑毓英上任。如能化干戈为欲帛，自然最好。不然，军务全盘调度，到底也还是要靠他这样一个老成持重之人全盘料理才是。”

皇帝点点头，转脸看着恭王问道：“总理衙门，你看要添人不要？”

提到这一点，恭王灵机一动，随即答道：“如今对各国的交涉甚多，倘能如慈谕，简派一两员得力的人到总理衙门，自于交涉有益。”

“你们倒看看，谁合适？”

“署理左副都御史张之洞，就很合适。”

举荐这个人，自皇帝到其余的军机大臣，无不觉得意外。因为主战的论调，就数张之洞的声音最响，而总理衙门办各国交涉，自然是秉持化干戈为欲帛的宗旨，与其人的素志，岂不相违？

“你说他合适吗？”

“是”恭王一反近来吞吞吐吐的语气，答奏得清朗有力：“张之洞为人极其明白，对法越事宜，屡有陈奏，见得他在这方面很肯留心。如门g降旨，派他在总理衙门行走，和战大计，他一定看得很透彻。”

听这话也有道理。皇帝想，肃顺近来也经常在自己面前说张之洞的好话，他本就在红得发紫的时候，皇帝自然照准。

话虽如此，照各方面的情形看起来，却是战多于和的模样。法国公使恺自尔奉调回国，调派驻日公使特利古，以特使身分来华，在北京与奕等人会谈，态度相当强硬，否认越南是中国的属邦。同时表示，法国政府决定对越南用兵，即使因此与中国失和，亦所不惜。

同时奕接到驻法公使翁曾源发来的消息，法国国会通过北圻战费五百万法郎，海军由孤拔率领，已开往越南，而中国西南边防的力量甚薄，虽有广东水师提督吴全美，统带兵轮，在琼州海面巡防，但决非法国海军之敌，南洋海军虽然由李鸿章在筹建，但缓不济急，绝对不是法国海军的对手，北洋海军倒是有一战之力，却恐有鞭长莫及之虞，所以他急电总理衙门，不可轻易言战。

然而另外各方面的情形又不是如此，首先是驻英国公使荣禄也有电报打回来，主强硬对付，在电报中报告说，法国政府对越南用兵一事尚未定局，语气中表示不宜退缩。其次，刘永福的黑旗军，在越南打得很好，其间由唐景崧往返联络，居中策划，刘永福撤南定之围，进攻海防。战事实际上亦在扩大，亦不是朝廷所能遥遥控制得住的了。

对法国交涉，在中国自然是靠总署衙门，在法国，则要靠翁曾源，他是驻法公使，但与法国政府相处得不好，这主要是他的身子有病——翁曾源有羊癫疯，不发病的时候自然无事，一旦发起病来，浑身颤抖，很是吓人。到法国履新不久，就闹出了一场风bo，事后给法国人嘲笑一番，说是中国乏人矣，居然派一个羊癫疯病人来这里做公使？这也让他对法国的印象大坏。正好，咸丰十九年的年底，俄皇加冕，他以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的身分，到彼得堡觐贺后，就以养病为由，不肯再回巴黎。

朝廷自然不能容许他这样胡闹，翁曾源仍由彼得堡回到了巴黎。一到，法国总理茹费理就约见，很率直地告诉他：法国决定在越南驱逐黑旗军，如果发现中**队，亦是同样办理。翁曾源大为愤懑，几乎当场发病。同时观察法**队调动的情况，认为茹费理的话，不免虚言恫吓，中国在越南应该抢着先鞭，造成进兵保护的既成事实，交涉反倒好办。

因此，他一连打了两个电报给朝廷，第一个是催促赶紧向越南进兵，第二个是否认报纸上所载的新闻，说他已允许了法国任何和解的条款，同时要岑毓英以严峻的态度，甚至不理都可以。

这两个电报，奕不敢隐瞒，实情转达天子。皇帝对翁曾源很看重，因为他是翁心存的嫡长孙，看在乃祖的面子上，对他也颇为信任，所以接到他的这两个电报，益坚一战之心，而恭王始终支持岑毓英的看法，不愿轻易言战。

李鸿章进京了，在圆明园宫门口请过圣安之后，回管驿休息，第二天一早递牌子请见。皇帝将其传到山高水长，在偏殿见他。他这一次进京，是为了福建造船厂及报请成立的招商局事物而来的。

李鸿章真不愧是有料的，上任不足半年，马尾造船厂已经初具规模——这和他当年的经历有关。

咸丰十二年起，他历任安庆知府、安徽藩司、臬司，巡抚，六七年的时间，以他的手腕，安徽民情、吏治，从上到下给他调理的一团恰然，这一次南下任职，临行之前，把安庆造船厂的几乎九成专业骨干，全部抽调出来，带往福建，给朝廷的奏折上说，这些人久历工务，事业纯熟，而福建船厂，全在新建，要倚靠这些人，搭起初步的架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