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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刑法一般以宽大为原则，但有两个罪名不在此列，比以前各朝加重处罚。一个是强盗罪，另一个就是贪污受贿之类罪名。枉法赃罪，十五贯以上绞。
至太宗朝，官员贪污，被判斩刑的还有不少。真宗朝后，一般不再判死刑，但只要坐实了枉法赃罪，或者贪污公币，处罚依然极重。是以此时的官员中饱私囊，多是向公使钱下手，把这些钱通过各种手段挪到自己的腰包里。真敢向管的官物直接下手的，还是非常少见的。特别是文官，多是利用灰色地带，而少有直接贪赃枉法的。
历史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直接原因就是苏舜钦等人的进奏院事件。当时苏舜钦监进奏院，意气风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文人对政事高谈阔论。一日用卖旧纸的钱，招集意气相投的人一起饮酒，而且招妓相伴。因为言语出格，被人告发，御史王拱辰乘机进行重惩。受此事牵连，苏舜钦的岳父杜衍辞相，多人被迫离京，庆历新政很快失败。
虽然后来苏舜钦的同党友人欧阳修等人掌握了话语权，把此事说成冤案，认为是****。实际上按照法律，苏舜钦挪用公款五十余贯，，监主自盗，犯的实实在在是死罪。最终只是把他削职为民，已经是考虑了具体情形，减轻处罚了。
不管是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进行改革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一条就是援引同党为官。附和我的是君子，反对我的是小人，把政事之争变成了君子小人之争。在君子小人的分野中，把国法律条置于不顾，完全按照朋党行事。君子小人之争愈盛，国法律条便被践踏得越厉害，最终闹到无法收拾。
制度和政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利尽弊显的时候就要改。以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照着做了就可以万世不易，得意之时对反对派赶尽杀绝，颠倒黑白，极尽羞辱，那么必然有一天形势变了，就要面临报复。
徐平推行改革小心翼翼，就是怕出现这种情况。不去找自己的同路人，而是定下制度来按政策考察，不搞朋党。一个公字，一个正字，是政治中能够立足的根本。
苏舜钦恩萌出仕，后来又中进士，正是意气风发要大用的时候，因为挪用公款五十贯而被削职为民，可见此时对贪赃枉法的惩治力度。后来把这说成政治斗争，是后来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的结果，这个年代，对于这样的案件没有人觉得不对。
一家邸店发卖就贪墨了两千余贯，案子只要定下来，把所有经手的吏人脑袋全部砍了都不够。此案王安石不查，如果被上面州里或者转运使司揭出来，王安石也要受惩处。
再次查看了一遍帐籍，王安石对彭三利道：“依法，此事你若首告，奖赏你一二百贯总是有的。现今衙门里吏人稀缺，办事不易，你写张状纸首告如何？”
彭三利吓了一跳，连连摇手：“小的如何敢做这件事？承买那处邸店的，是以张押司的内弟吴小六为首的几户势力人家，在本县极有势力。我若首告了，不是害了身家性命！”
王安石道：“两千余贯，什么势力人家也是一个死字！你怕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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