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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技名著《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曾写道:(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清代陕西文人也称“淮盐以西商为大宗”。较早研究中国商帮历史的现代日本学者藤井宏则指出,在明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实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
明代传奇小说家冯梦龙编写的《醒世恒言》中,有脍炙人口的名篇“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面写到的富商孙富,便以寄居扬州的山陕商人为原型。同时期人撰写的各类或戏曲作品中,不时闪现山陕商人的影子,足见他们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聚集扬州的陕西盐商,出于保护自身共同利益的需要,出资修建了陕西会馆,后来为了对付徽商的竞争,又与山西盐商合资共建山陕会馆。那时候,山陕商人实力仍然强横,徽商不时要从他们手中购买盐引。山陕会馆独自建在靠近运河的大东门东关老街,而徽州及湖南、江西、岭南等商帮会馆,扎堆于新兴市场小东门一带,反映出商帮势力兴起先后的历史轨迹。
另一首明代《扬州竹枝词》唱道:“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常住扬州的陕西商人不仅经营淮盐,还将业务扩展到典当、布匹、皮货、烟酒等行业。但既占地利、又得人和的徽商异军突起,咄咄逼人,且因其“左儒右贾”的传统,文化水平普遍较高,动辄喜欢发起诉讼,与山陕商人屡屡发生商业冲突。据史料记载,在“南人”(即徽商)与边商(即山陕商人)的诉讼案中,前者往往能得到官方有利的判决,在争斗中占据上风。
明朝中后期万历年间编撰的《扬州府志》,记录了这种微妙的趋势:“扬州皆四方贾人,新安(徽商)最盛,关陕山西、江右(江西)次之。”
不知道为什么,越是跟这个检大人接触的久了,史可法越是觉得这个检大人不管是办事,还是说话,风格都跟皇帝一模一样的!
但史可法是不敢将检大人跟皇帝联系到一起,毕竟皇帝不可能会私自出京吧?他也猜测检大人除了王承恩外甥的身份,应该还跟皇上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只是猜不出来是什么关系。
“检大人,这一次性杀这么多人,我们的人马上补进去,一切都按照京师的行政体系来吗?”史可法这两日也是忙得焦头烂额,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准备,也没有任何的交接!少了上千官员之后的空白,就要由他带来的这一百从九品给补上去!而这些人本身就是生瓜蛋子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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