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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十九年,皇帝最终屈服了,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朱常洵为福王。即日诏告天下。次年正月,并为太子册妃郭氏。但文官们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那位掩袖工谗的郑氏日夜挨在皇帝身旁,谁敢担保情况不起变化?
但万历皇帝在文官集团面前已经充满了屈辱感和无力感,他对文官集团早就不再信任,现在更是满怀憎恨,皇帝的罢工持续了下去。
臣僚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奏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说,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到万历四十二年,政府里的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也不批准处罚官员。这等于将政府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
但万历皇帝现在已经一无所求,既然爱子不能当上皇帝,那就多给他点零花钱吧。土地税和人头税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关头不能加税。神宗于是征收商税,除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著的“矿税”。
神宗派大批太监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征收的财物缴入神宗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万历皇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建筑王邸又花了二十八万两。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天给他惩罚。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相比于万历爷跟文官集团的抗争,崇祯皇帝朱由检的政治改制则更有目的性,也并不是为了一己私欲!他是非常的有步骤有计划的!
从崇祯皇帝朱由检重生,一直隐忍到今时今日才正式抛出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在当初建立皇党的时候,就一股脑的开始改现代,不可谓城府不深!
因为重生后的崇祯皇帝朱由检非常的清楚,要对抗实力强大,以高尚的论调为掩盖,实则是一堆八股文造就出来的窝囊废的这么一个群体,自己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有体系的政党来加以对抗!
纵然崇祯皇帝朱由检的这个四不像政党,还不能跟后世中国强大且伟大的政党相提并论,但作为政党的凝聚力是崇祯皇帝朱由检所需求的!(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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