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华夏第三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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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峪人文化是继北京新洞人文化、许家窑人文化之后，属于华北细小石器文化系统发展中重要环节的文化。其器型较小，加工精细，并有一些进步的特征。如：成型的楔形石核、斧形小石刀和石镞。这些石器标志着典型细石器雏形和复合工具的诞生。

峙峪遗址中出土有投掷武器——石核(石球)。随着大气环境变得干冷，周围的森林、草原植物萎缩，狩猎经济变得格外重要。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成群结队地依靠集体的力量去捕获那些硕大凶猛的食草、食肉类哺乳动物。作为捕获大型动物的石核长期被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广泛使用，不局限于峙峪人而已。

斧形小石刀小巧精美，外形酷似斧头，用半透明水晶制成，弧形刃口宽约3厘米，两平肩之间有短柄突出，峙峪人可能把这种小石刀镶嵌在木柄或骨柄上制成复合工具来使用。这种工具具有刃口锋利、便于把握、轻便灵活等特点，充分显示了峙峪人文化的进步。

石镞是用薄而长的燧石石片制成的，尖端锋利并有初具形状的铤，可以捆绑木杆制成实用的弓箭。从石镞的加工精细程度看，人类最初使用弓箭的时代，还要比这早一些，至少在BC28000年以前。

原始弓箭是用竹木制造的，极易腐朽，很难完整保存至今，所以在考古发掘中往往只能见到镞，而见不到弓。弓箭这种先进而精美的细武器的发明，正是峙峪人狩猎水平空前提高的标志。弓箭的发明大大加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肉食来源，而且为家畜饲养或畜牧业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弓箭具有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危险性小等优点。就弓箭的基本结构来说，虽然只有弓、弦、箭三部分，但是其中包含的技术知识却相当丰富，不仅涉及多种材料的选定、多种方式的加工和多元联结的技术，而且还有一定的弹力形成和箭体飞行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弓箭的制造技术是原始社会人类经验和技能的结晶，是原始军事技术的最高成就。弓箭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可能是晚期智人最终将早期智人赶尽杀绝的秘密武器。

我国古代传说羿为颛顼的后裔，以善射著称。又有“羿射九日”的神话，赞美羿的伟绩。于是后人就把弓箭的发明也归功于羿。其实弓箭真正的发明时代，比传说中羿的年代更为久远。

在峙峪遗址中发现了我国称得上锯的最早遗物。这类“石锯”由刮削器发展而来，是把薄石片的一侧边缘修理成锯齿状刃口，敲击出来的刃缘比较均匀，刃口薄而锋利，当锯使用是很可能的。这类“石锯”既可以锯截，又兼作刮削之用，因此，考古学家在峙峪遗址的发掘报告中，称之为“单边刃刮削器”。

历史文献和民间传说一直公认锯的发明者是春秋时期的著名工匠鲁班，并将他发明锯的过程讲述得绘声绘色。其实这是由于锯的产生太久远了，史前时期又没有文字记载，所以后世的人们便将锯的发明归功于所能追溯的最早的能工巧匠身上，正如把找不到发明者的车船、房屋之类均推原到人文始祖黄帝一样。

在出土的文化遗物中有一件用石墨磨制的钻孔装饰品。

峙峪人双手灵巧，思维活跃，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打制出数以万计的小巧玲珑的石器。如：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等。刮削器主要用于刮削兽皮，切割兽肉，有圆形、盘形、凹刃、凸刃、双边刃、单边刃等类型。尖状器则用于割剥兽皮，采集根茎。这些石器形状对称均匀，刃部锋利适用，种类也更加多样化。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峙峪人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改善。从峙峪遗址中出土了不少与皮革加工有关的细石器，表明当时峙峪人已经掌握了修整兽皮、缝制兽皮御寒的技能。

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在兽骨片上刻划直道痕迹来进行计数。并且出土了一件有较为复杂图像的骨片，骨片刻划痕迹十分清楚，易于辨认，显然是峙峪人有意识的骨雕，表明峙峪人不仅已经掌握了简单的数量概念，而且开始创作原始的雕刻艺术品。

最有价值的是，在柿子滩遗址发现了两幅山西迄今发现最早的岩画，均以赭红色赤铁矿粉末涂绘而成，一幅为裸体女性图，一幅似狩猎格斗图或舞蹈图。这一发现，说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用图画形式反映生活的要求，有了丰富的精神生活。

哺乳动物化石中最多的是野马，至少代表120个个体，野驴88个个体，显然这两种草原动物是当时人们猎取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