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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问题是天底下最复杂的问题,它不能脱离时代背景,也不能脱离人的身份,而且还和其他任何问题都产生相互影响的作用。

如果把李如松的个性放在明初那会儿,其实并不显眼,因为在那个时期,以淮西军功集团为首的武将可以压着文官耀武扬威而不被质疑。

如果李如松不是将门的官二代,而是如高务实这样的文臣官二代(或n代),他的处世态度也不至于有太大的后果,了不起被人说一句刚愎自负,官场上愿意提携的他的人少一些罢了。

坏就坏在他既是将门出身,又动不动就得罪文臣,仗着皇帝的宠信,生生把自己玩成了孤臣。这种情况发生在这种时期,当真是神仙难救。

以高务实这样的出身,敢于拿祖制开刀搞改革,也不敢轻易改变所谓以文御武的传统,原因其实很简单:任何居于稳定统治期的政权,都必然是文官政权。

武将相对于文官在政治上处于优势的时期,通常而言要么是开国之初挟“打天下”之余威,要么是国家大乱之际恃“挽狂澜”之实力,从来没有在国家稳定时期出现武将集团控制国家的情况。

如果有,那就意味着大乱将起。

事实上,有明一朝虽然财政制度极其糟糕,但它的政治制度是很先进且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为优秀的制度。

众所周知,政治制度这种东西最关键部分就在于制衡,任何一种权力如果处于无可限制的状况,都会导致国家全面失控,无论这种权力属于谁——皇帝、文官亦或者武将。

后世提到关于明朝体制的问题,总会中枢的最高权力在皇帝,内阁的作用只是顾问,六部的权力也比较弱。但其实这只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这套体制的初衷,实际上则只在洪武和永乐两个朝代真正执行过。

事实上终明一朝,就只有洪武和永乐两朝的政治体制非常接近于后来的鞑清。到了仁宣之后,因为当时文官治国的思想开始逐渐浓厚,具体的行政权向内阁和六部转移,皇帝的行政权开始逐渐萎缩。

必须承认,这样的演变不是皇帝的初衷,但是它符合一个国家在稳定之后各级官员的诉求,而不是什么皇帝昏庸之类的问题而导致。

明朝的仁宣二帝会比清朝的大部分皇帝昏庸吗?显然不可能,但鞑清的情况是,即便皇帝昏庸,官员也不敢有这样的诉求。

为什么?这个朝廷的官员都把自己看成皇帝的奴才,又怎么敢和皇帝逐步的索要行政权?

这种转移在景泰和天顺两朝基本完成,这是由于两方面原因同时造成的。

首先,明朝的文官敢于直谏皇帝,敢于用礼仪道德束缚皇帝,对皇帝形成了掣肘,所以他们能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权力。而皇帝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能管理全国的政务,所以需要依赖内阁和六部大臣来帮助自己具体的执行行政权力。

这也不是什么皇帝昏庸造成的,而是皇帝实事求是的需要依赖大臣们给自己做参谋。鞑清的统治者当然也没法一个人管理国家事务,但他们与大明不同,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派,团结少数派压制多数派,这个难度反而小得多——因为需要分红的人少了。

他们死守着他的权力不信任汉族大臣,而鞑清朝廷里想争取权力的也就只有汉人大臣——“此乱命也,粤不奉诏”这种话,只能是李鸿章这样的汉臣才说得出来。参加“东南互保”的都是汉臣,满臣即便同意东南互保也不敢明面上加入,这就是明证。

而明朝是“多数派”皇朝,皇帝身边不可能有一小撮可文可武的铁杆保皇党,所以文官大臣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如在景泰时,景泰皇帝依赖于谦;天顺时,英宗依赖李贤。

到了弘治以后,情况就已经是皇帝越来越难控制的了。皇帝已经变成了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都已经没有办法自由。

比如正德要南巡,权力意识的大增的大臣们全体反对。而如嘉靖的大礼议、万历的国本之争等等,都是皇权与文官政权的冲突。

此时,皇帝们已经变成了退居幕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他们的确始终掌握着对任何事情的最终决断权,但是平时的行政权力已经几乎完全落在了内阁和六部的手里。

这也不是皇帝昏庸和懒惰造成的,明朝中期的很多皇帝们都因为要权力和大臣们进行过殊死的斗争。

皇帝是权力的来源,他可以给人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并且掌握人的生死。这是他唯一可以威胁大臣的地方,但是偏偏明朝的大臣常常并不那么怕死。当皇帝撤换了一个大臣,经常会有更多的大臣站出来维护这个集体的权力。

不是作为个体的大臣真的不怕死,也不是他们不在意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是他们也不敢违背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这就是所谓“没有人能背叛自己的阶级。”

高务实也不敢。作为文官集团的一员,甚至是领袖之一,他拥有足够强大的名望和实力,却同样不敢在这一点上打马虎眼。

他对武将的态度比绝大多数文官对武将的态度要好,但那是个人态度,外界只会说他高司徒为人随和,因为他并不是要给予武将与他平起平坐的权力。

转回到皇帝,朱翊钧与他的爷爷嘉靖同样是少年天子出身,两个人也都有着颇为了得的政治手腕,但为什么嘉靖时期的大礼议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而朱翊钧时期的国本之争却以文官集团的胜利而告终?

是文官集团在万历朝变得比嘉靖朝更强大了吗?未必。事实上,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皇帝本人的思维。

高务实当年看过很多穿越明朝做皇帝的小说,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它们当时给了高务实一个很有趣的思考:皇帝本人的思想,对其统治的影响。

穿越者皇帝的思想,当然是和土著皇帝的思想大相径庭。而穿越者是一个久经世事知识渊博的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底层小年轻,同样也有很大的影响。

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来说,他的思想局限性,比他的生理局限性,就更加严重了。

首先,他受到时代的局限性,很少有人的思想,能够突破时代主流思想的桎梏;其次,他受到个人阶级的局限性,他所处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很大程度局限了他的见识;再次,他受到了个人教育的局限性,人的思想是后天形成的,教育读书这种间接经验,也会严重影响其思想。

对于明朝的土著皇帝来说,他不可能突破时代的局限,看到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他被束缚着宫廷中成长的个人经验,也让他严重缺乏对整个社会的认识。

高务实发现,历史上几个偶然成长在民间的皇帝,个人能力几乎都非常强。

最后一点,则是土著皇帝受到的教育也是传统儒家思想那套,他也基本上不可能突破这套思想的桎梏。

嘉靖与万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嘉靖是藩王世子“小宗继承大宗”入京为帝,而朱翊钧是由少年太子而为少年天子,他接受的都是文官集团给他安排好的儒家教育。

这一世的朱翊钧稍微幸运一点,因为有了个高务实在身边,旁敲侧击地给他一些新思维影响。然而限于高务实的身份,这些影响也是有限的,是有所克制的。

思想上的局限,会造成其行为的局限。连想都想不到的事情,怎么可能去做到?思想上面的残疾,比肢体的残疾要可怕的多,因为你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残疾!文官集团在道德礼仪、信息掌握、行政执行和意识形态操控等方面,对皇帝形成了全方位的制约。作为帝王你高高在上,看似无所不能,其实是一个大号的泥胎木偶:你看到的信息是失真的,你决策的事项是高成本低效率执行的,你想做的变革和调整必须要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同时还要符合道德礼法的主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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