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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爵已到顶,权又不能胡乱伸手的二位国公爷来说,没有什么事是比赚钱更有意思的了,如果不赚钱,他们甚至找不到人生的意义。

原本,赚钱这种事只是他们保持门第尊严的一种必要手段,毕竟过去也有顶着世袭爵位却把家产败空,惹得天下人耻笑的例子。而当高务实手把手将他们拉扯进海贸这个宛如抢钱的行当之后,他们才真正对赚钱有了主观意义上的兴趣,并且这种兴趣还与日俱增,几乎成了他们心目中生命的意义。

之前曾经说过,有明一朝的海外贸易从大明建国的初期就已开始,且规模愈来愈大。明朝所谓的海禁,大部分时候不过一纸空文。

当时海禁的主要目的是抗倭防倭,后世国外文献中说:“一旦海寇活动减少,政府也就失去了禁止海运的动力。实际上,多数官员对民间贸易是睁一眼闭一眼,福建大商船进入江浙港口,很少被拒绝。所以,明代闽浙间的海上贸易是十分兴盛的。”

不仅国外文献这样说,国内的各种史籍、文献也都如此表述。例如明人王抒就说,“国初立法,寸板片帆不许下海。百八十年以来……每遇捕黄鱼之月,巨舰数千,俱属于犯禁,议者每欲绝之,而势有难行,情亦不忍也。与其绝之为难,孰若资之为用。”

成化弘治之际,即有“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到了正德年间,“豪民私造巨舶,扬帆外国交易射利”更多。嘉靖年间,“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来退逻、佛郎机诸国通易货物”者有增无减。可以说,到了晚明时期,海外贸易发展已成磅礴浩荡之势,繁盛已极。

此时,日本诸岛是私人海商的主要贸易地区之一,是大明生丝及各种纺织品、日用品的主要市场。

“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

此时生丝价格在大明国内约每担60两银,到日本却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而从日本输入大明的有:“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

据《晚明史》记载:“生丝、丝绸、瓷器等中国特产,遍销西班牙本土和它的各殖民地;棉麻匹头为西属殖民地土著居民所普遍消费。”

“1592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在这一时代,大明的外贸大量出超,导致美洲与日本的白银以空前的规模输入中国。“中国纺织品还经过马尼拉销售到西属美洲殖民地去,早在16世纪末叶,中国棉布已经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

“至迟到1580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17世纪初,墨西哥人穿丝多于穿棉,所谓穿丝,大多是穿中国丝绸。”

“实际上,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

“以至于墨西哥总督于1611年呼吁禁止中国生丝的进口。但是到了1637年情况愈发严重,墨西哥的丝织业都以中国丝为原料,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

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的1/3。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

“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总而言之,明末的对外贸易量是惊人的。《晚明社会变迁》一书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而李隆生综合众多学者的研究认为“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美国的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

反正,各研究结果虽有差别,但不管哪一种说法,都足以说明当时的大明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地位。

葡萄牙学者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将晚明时期的中国形容为一个“吸泵”,形象而具体地说明了中国吸纳了全球的白银。然而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这么多的白银,都是用大明盛产的商品交换而来的,因此晚明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之高,绝非某些人所黑的那样糟糕。

然而对于勋贵们而言,他们本身并不生产多少商品。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什么都不生产,后来在京华的影响下才逐渐涉足生产行业——比如京华后期投资的新水泥厂、新纺织厂等等。

不过他们的涉足是以依托京华的方式进行的,简单点说就是入股京华的各个具体工厂,主要参与查账和分红,但不管工厂的运作,属于比较表层的“生产”。

虽然参与了“生产”,但他们发现其他商品价值虽然翻倍,但相较而言军火才是大宗交易,几乎可以说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那种。

比如说万历十四年款京华二号重炮,张元功、朱应桢等人实际每门的毛利润竟然高达1100两,只需要卖十门炮就能赚上万两银子。哪怕是财雄势大的勋贵们也不得不咋舌,希望能卖更多。

可惜这很难,因为京华的火炮销售两个大头是朝廷官军和南疆各国——实际上南疆属于内部销售,但也不是成本价,因为高务实坚持内部也要各凭本事,他只规定了最高溢价率和优先保障供应的顺序。

于是勋贵们虽然很乐意偷偷摸摸卖炮,但实在不容易搞到货,长期处于欲求不满的状态。

这种状态催生了他们另一个想法:日本的银子这么多,咱们现在货源又不充足,那不如干脆做无本买卖,直接去抢他娘的!

为了说服高务实,两位国公爷作为勋贵集团的代表,居然还提出了“政治见解”,他们表情沉痛地向高务实说明:大明对日本的出口大头,如方才提到的“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这些,几乎都控制在南方商人手中,或者说南方商人掌握的产能远高于北方。

原先一开始的时候,北洋海贸同盟仗着舰队优势(包括运力和安全),还能压着南方商人一头,然而随着两洋舰队把海盗扫荡得只剩些零星小团体之后,南方商人很快依靠生产能力和祖上的资本底蕴追了上来。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南方这些巨商一贯站在心学派的背后,所以一旦商场上的形式发生逆转,实学派在朝中的敌手实力也必然越来越强。

这番话听得高务实都诧异了,你们两位难道也投身我实学派了?

那肯定不是,这二位只是投身金银而已。不过话说回来,带给他们金银的是高务实,所以连带着他们还真觉得自己与实学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两位国公爷的话虽然出发点肯定有问题,但高务实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不仅在国家层面正确,在派系层面也同样错不了。原历史上晚明时期的东林党为什么嘴炮打得震天响,但一说要收商税就跟挖了他们家祖坟似的?还不是因为东林党背后站着的就是江南的豪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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