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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能全部乱烧,乱杀,那成了什么人?萌总裁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这种纷乱的局面,真的让萌总裁非常恼火。
他觉得,自己的耐心快要耗光了!
日本外务省根据佐田白茅等人提出的报告和建议,拟定了《对朝鲜政策三条》,内称:“虽有借朝鲜拒收国书之无礼挑起战端的主张,但我国尚未派遣敕使,原本是由甘于屈辱谬例的对州藩代为转达的,难以立刻构成开战”的理由。
因此,必须:变对方拒收国书为良机,暂时断绝于朝鲜的往来,待对州的谬例自然消失,我国国力一经充实,断然着手;派木户孝允从三位为正使,宗氏为副使,率军舰两艘前往朝鲜,责其摈斥我照会王政一新之罪,并交涉开港开市,签订往来自由的条约,如若朝鲜不从,即断然讨伐;与清政府订约,一经清日平等,朝鲜自然退居下位。
然后,途经朝鲜王城,迫使朝鲜接受不平等条约。
明治政府所要追求的政策目标是,既要利用朝鲜要求日本修改国书文字的时机,单方面中断与对方的传统联系,又要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通过与中国定约,使日本处于与中国比肩同等的地位,造成即使出现与朝鲜“议论和战局面”,也因中日已建立“通信”关系,中国不能像壬辰战争,明朝军队援助朝鲜那样容易行事。
外务省的《三条》,实际上先后被明治政府采纳。
同一时期,日本右大臣岩仓在其《朝鲜论稿》中,着重强调朝鲜的战略地位,阐述“征韩”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关系,指出:“然朝鲜之事,仍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若绥服之,实乃皇国保全之基础,将来万国经略进取之基本”;主张对朝鲜“宽猛恩威并施”,避“大战”而使其“屈服”。
日本为使取得与中国同等的国际地位以压制朝鲜,派议约专使与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汉城谈判。
中日两国政府签订的《修好条规》和《通商章检海关税则》是一种类似互助、平等的条约,这对推行日本的朝鲜政策来说,已经达到目的。
在国内,明治政府发出“废藩置县”的命令,彻底消除了诸侯的封建领地及领主权力,名副其实地使日本成了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日本兵部省改建为陆军省和海军省,颁布征兵令,着手建立近代化的常备军。
这样,明治新政府已基本上奠定了统治日本列岛的基础。
在他们看来,除所谓中国清政府与朝鲜的“宗属”关系的现状尚待清政府澄清外,似乎已大体完成了“征韩”的准备,所余的就是制造“断然讨伐”的口实了。
日本政府收回了对州藩代理中央政府办理朝鲜外交的特权,外务省派森山茂抵达草梁倭馆,并连续制造事件,肆意挑衅。
同年5月,居然在倭馆拘留朝鲜差备官;5月下旬,连同倭馆差使在内的54名日本人犯起禁界,闯进东莱府,制造了持续十数日的“拦出”事件。
日本陆军甚至派遣间谍,着白色林衣,戴韩帽,从釜山行至东莱,打探朝鲜局势。
接着,日本政府根据太政官的命令,于10月,一方面单方中止了两国间的传统贸易关系,废了岁遣船,另一方面公然宣布对进出朝鲜的货物一律免税,公开鼓励对朝鲜进行走私贸易,想用商品这尊大炮轰开紧闭的朝鲜大门。
对于日本的挑衅和军事威胁,萌总裁采取强硬态度,更不承认花房义质的身份,明确表示,倭使乘军舰而来,不能予以理会。
于是,花房无可奈树,滞留数月后,只好无功而归。
日本商人的走私活动更趋猖獗,众多无照商船频繁出入于釜山港,甚至连东京的政商三井组也在釜山进行大宗走私贸易。
华国政府对日本的强盗行径针锋相对。
同年5月,朝鲜军队开始在使馆附近海岸巡逻,取缔不法行为,撤供撤市。
5月末,日本政府举行间议讨论对东莱府撤市停供的对策。太政人臣三条认为这是对日本的“凌虐”,有损日本国威,也事关国耻,力主出兵讨韩。
由于某些不确定因素,当时并未出兵。
至是年夏秋之交,看守内阁已倾向征韩时机成熟。
陆军大将、参议、近卫都督西乡隆盛致函太政大臣,信中说:“维新以来,阁下着手于朝鲜之事,已五六年于兹……今彼至于骄夸侮慢,尽变其始,此而日事因循,不加裁制,有蒙天下之嘲笑者乎。……苟断然差遣使节,则彼之曲,自可分明”。
西乡主张先行“差遣使节”抵达朝鲜,假定日本使节遭到蔑视和加害,即可在国内煽动起征韩舆论,做到侵略朝鲜师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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