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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么做却给后世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
对于中国人而言,很难直面自己先祖犯下的错误,大多选择“为长者讳”。但是朱宜锋并不在乎这些。他本身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当已经不需要再用朱家的名头为自己谋取利益,甚至需要推翻一些东西的时,自然也应该直面其犯下的错误,更何况,这会给外人制成一种假想——连自己的祖先犯的错都可以指出,那么面对类似的错误,谁还能再说出一个“不”字。
但是当这话听在郭嵩焘的耳中,让他浑身猛然一颤,为人臣者,有些话甚至连听都不应该听。
怎么办?
犹豫间,郭嵩焘的眼前猛然一亮,连忙开口说道。
“殿下,删书者焉止高皇,秦无道方才“焚书坑儒”,高皇删书之后,实是圣人之道!”
为了给朱元璋洗地,郭嵩焘甚至不惜搬出圣人来。
“圣人得帝魁之《书》三千三百三十篇,删定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而高皇帝删书亦是合圣人之道……”
郭嵩焘的话让朱宜锋心底微笑,果然都是统治者的好臣子啊!居然把孙子删书这个真假难辩之事给说了出来。但是臣子这么给高皇帝洗地,作为子孙后代的自己,就不好再提此事了。
其实之前在道出这句话时,朱宜锋的视线朝着孝陵的方向投去,他并不后悔说出这句话。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朱元璋是完美的,但是完美,并不意味着没有犯错。
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件事儿上他就做错了。
“高皇为了让大明政权千秋万代永世不倒,删以《孟子》85条,但其亦知文不可尽删,仅编了一本《孟子节文》,以供士子专考,可却不禁士子看《孟子》全文亦不禁印此书,但是高皇却未曾想到,其无意之举,却由此开以中国删书之河,”
因为认了朱元璋作为“先祖”,那就必须要为其行为负上一些责任。
“至满清时,满清更是将其发扬光大,满清以异族蛮夷入主中国,为维持统治,更是推行文字狱,以文入罪。删改天下之书,焚书数万,更是为维持统治,肆意删改儒家学说,以至于儒家完全沦为其工具,成为其奴役百姓之本……”
“满清祸国如此,实是可恨至极!”
郭嵩焘直接道出了一句政治正确的话来。点点头算是认同的他的这个态度,朱宜锋又接着说道。
“然而这不是真正的儒家,而是历代君王随意修改后的儒家。”
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儒家。说儒家愚民的必须要先区分孔孟的儒家和董仲舒之后的历代儒家。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作儒家的发扬光大,但是也可以看作是儒家的一种“变态”。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仲舒时期的儒家已经掺杂了一些阴阳五行的神秘学元素,为了体现君权神授的观点,开始有了愚民的“雏形”,
真正的儒学中,有“愚民”争议的只有《论语》中《泰伯篇》中的一段话,引起争议的原因是断句问题,也就是那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第一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是不折不扣的愚民思想,翻译过来大意就是“可以让人民按照我们得意志去做,但是不能告诉他们这样做的理由”,如果这种断句成立,应该是最早的儒家愚民思想雏形。至于第二种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断句截然不同,翻译之后就是“民众同意,我们就实行;民众不同意,我们应该和他们说清楚道理和原因”,但是在后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们对于孔子的过分拔高,基于政治正确的原因,学术界支持第一种断句以及翻译确实也多一些,但是对于朱宜锋来说,他更倾向于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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