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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时候蒋中证不过是认为那头猛虎危言耸听而已,但他真的收到了来自福州的电报之后完全傻掉了!
日本人直接进攻福建?!一时间蒋中证竟然有着手足无措的感觉,从心底里来说蒋中证是不希望和日本人现在就交手的。甚至可以这么说,蒋中证不愿意和日本人交手。
在日本服役的期间,蒋中证从心底里恐惧于日本。日本的工业能力、日本军队中的决死精神……等等这些深深的影响了蒋中证。
如果说“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中证的说辞的话,那么赤色败退之时,河南省主席刘峙宣布“夫攘外必先安内,乃政府原定之计划,今赤匪已经消灭,国内已届安定,即政府原定之计划,已成功一半矣!”
但在这之后,蒋中证虽然认为“以倭寇之横逆,决不能避免战争,而倭寇未料及启衅以后,决无议和之时,非我亡即彼亡也。”
但他希望能推迟这种对决,“须勿忘却牺牲的准备,不可放弃忍痛一时的目的”。而在同一周的“本周反省录”中既表达了他准备牺牲的决心,又“持其志毋暴其气,对倭虽准备牺牲,但仍不忘和平与待时之方针,而此心终觉倭寇必被余制服不敢为余之敌也。”
这里,其实可以看出蒋中证心中的矛盾。说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但他确实对于日本人恨之入骨。但若是要说他决心做些什么可他确实一直在犹豫退让。
究其原因,是他极度的缺乏自信心。或者说那个时代多数国人所缺乏的一种自信,这种自信心的缺乏导致的是他犹豫不决。最终却任由日军横冲直撞。
他有心抗战,但却又担心在打不过。这种犹豫表现的最为突出的,便是第二次淞沪会战。张治中后来回忆说:“至于上海未能一次总占领,统帅部失机在先,三次叫我停止攻击。”
先是贻误了战机,后李宗仁认为“淞沪不设防三角地带不宜死守。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军在沪作战应适可而止”时。蒋中证又坚持死守。
而且在战斗极为困难,“我军已成强弩之末,亟应后撤”时,仍然“严申命令。有敢擅自撤退的,军法从事”,从而丧失了战略撤退的最佳时机。最终,中**队全线仓皇后撤,造成了不必要的牺牲。
公正的看,蒋中证的确有抗日之心。但却过多的寄望于外交途径,寄望于别国的干预。他对于自己赢得胜利。并没有丝毫的自信心。
而他所缺乏的,却是杨子任所拥有的。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杨子任也没有失去他的自信心。这种自信、乐观、坚持不懈或许是杨子任最终能够一举在朝鲜打出那个时代国人自信心的原因之一。
后世一堆的人叫嚷着人海战术,但事实上朝鲜战场上几乎很少看见一个整个团在直接进攻。按照美军的记载当时的志愿军战术便是“小股部队的渗透、穿插、分割包围,最终围歼”。
在敌阵地的多个点发动攻击,直接打破阵地进行分割包围。连、营级进行穿插渗透,直接打到敌军后方,分割包围后实施围歼。
这才是当时战争中志愿军的真正战术。叫嚷着什么人海战术的其实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当然,不乏一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
1936年5月,蒋中证收到了来自于福州的电报。电报上称大股日军由漳港登陆并袭击我城镇。其时赤色遗留之小股力量及保安队联合抵抗。
然,情势危急!还请委员长早做判断,今福建之军力,多随委员长剿匪。剩余之部队,多为保安队而已,若日军攻来则后果不堪设想!
拿着电报沉思了一会儿,蒋中证致电南京。要求南京方面立即和日本进行沟通,国府强烈抗议日军进攻福建的行为。
并要求给出一个解释,同时联系国联对日本进行惩罚。
随后,蒋中证致电福州:战事不可轻启。然若日寇横行则予以迎头痛击!国府将尽力给予协助,留守之部队可以全部集中!对日打击!
此时,蒋中证的心腹爱将张群已经回到了南京担任外交部总长。他亲自带队向当时的日本驻南京大使川越茂。
见到了张群的川越茂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根本就不知道军部的这些动作。在上次事变之后,整个日本可以说已经被统制派完全的掌控!
他们要做什么,只有军部知道。而这些文职人员基本被排斥在外。甚至不时会被作为牺牲对象!
不过,川越茂并没有为难多久。东京方面便发来了电报让他和南京方面说:因为赤色在台湾地区煽动暴乱,因此大日本皇军决定要前往福建进行剿赤!
拿着这份电报,川越茂哭笑不得!这种烂极了的借口也只有军部那些参谋们才能想的出来,是个人都看出这哪里是什么简单的剿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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