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回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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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为什么最终要回国，他在美国的生活怎么样？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与冯玉祥将军会面。冯玉祥是以考察水利为名出国的，实际上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抗战初期他就认识老舍，曾给老舍很大的生活援助，解除他的后顾之忧。冯玉祥爱吟诗作赋，直爽，与老舍很相投。9日傍晚，听说了冯玉祥来到纽约，老舍立刻到旅馆看望。不料竟成诀别，冯玉祥在回国路上，因乘坐的轮船失火而亡。

1948年底，老舍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开始忍着，没当回事，到1949年4月，疼痛难忍，才住进医院，做了手术。6月病体好转，准备出院时，国内形势大变。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国民党全线崩溃。老舍心情舒畅起来，打电话邀日本朋友到公寓吃饭，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觉得不和中国民众一起生活，耳畔消失乡音，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秘密渠道送到老舍手中。于是，老舍一边处理手头未完的工作，一边做回国准备。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老舍又收到赵清阁、曹禺邀请信，即整装回返。

10月初，老舍来到旧金山，拟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赴香港，然后北上。由于船延期启航，在三藩市又等了约一周，13日才乘船离美。同船有22名回国的留学生。船经夏威夷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参观。11月4日抵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吃紧，28日他才买到，经朝鲜仁川，12月9日到了天津。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北京，暂住北京饭店。此时已是阔别北京14年了。次日，周恩来在阳翰笙陪同下，前来看望。见老舍有腿疾，行动不便，就给他配了专车。

自1938年他们在武汉认识后，1946年赴美讲学前，周恩来又前来欢送。现在久别重逢，老舍受到感动。

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在北京饭店举行茶话会，欢迎老舍归来，茅盾主持，老舍也讲了话，当场演唱了刚写好的《过新年》。

老舍在北京饭店住了3个月，大西南解放，妻子带着4个孩子回到北。老舍在东城灯市口买了一所带院子的房子，种上花草，自此才有了一个家，这时已经52岁。

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老舍被推举为大会执行主席。6月5日，市文联召开第一次理事会，他当选为主席。

副主席为梅兰芳、李伯钊和赵树理。秘书长由文化处处长王亚平兼任。

理事会理事共45人，候补理事5人，常务理事25人。理事会包括了首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

继而，他改变态度、风格，取抗战时期所选过的路，也是与昔日倡导过的“为人生而艺术”相一致，他又走到了极端，决定放弃一切，尽快适应新社会的形势、要求，像小学生一样从头学起，先写通俗文艺鼓词、快板、歌词、相声，再试着经营长篇。

1949年以后，审查旧作也比较严。陈徒手说：“凡旧作与新社会不合拍的，都得仔细过滤、删掉。……连瞿秋白早年写的访俄游记《俄乡纪程》里的海参威华侨吸鸦片、贩毒等内容，也属‘给中国人脸上抹黑’，1953年出版《瞿秋白文集》时悉数被删。……老作家要出版旧作，就更得仔细斟酌、删节了。譬如叶圣陶忍痛将他的主要作品《倪焕之》删去了好几章。曹禺则被迫改写《雷雨》、《日出》的剧本，……老舍也不例外。……一时拿不出新作，就先对其主要著作《骆驼祥子》开刀。该书末尾有近万字，描写祥子如何堕落为行尸走肉，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对祥子的结局实际是否定的。可是而今祥子属劳动人民，是无产阶级份子，那样描写祥子有‘丑化劳动人民’的嫌疑，再版时只好统统删去。”

另一方面，友人也在促使他写这些作品。当时不仅曲艺缺乏好作品，戏剧上也在闹荒。朋友们就鼓动他来写，他是个有求必应的人，便写了五幕话剧《方珍珠》，不是很成功。此后，到1965年，他发表剧作23部，水平高低互见，大部分作品，证明了他的政治热忱，也显示了他不顾成败的“冒险”，生活准备不够，“只好东拼西凑”（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166-16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促使他放弃小说创作，而潜心写戏剧作品的原因之一是认为，“以一部分劳动人民现有的文化水平来讲，阅读小说也许多少还有困难”，“而看戏就不那么麻烦”（《老舍剧作选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1950年上半年，林斤澜到了北京人艺创作组（1951年底调北京市文联）。7月15日老舍受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委托，写《龙须沟》剧本。因他寒腿，走路不很方便，右手总执手杖，不能常下去，人艺领导就派林斤澜下去采访，找素材给老舍。老舍再借阅一些文件，大体了解附近市民的生活状况，根据它们写出剧本。这就叫“三结合”：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老舍说：“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要达到对人民政府修沟的歌颂。哪怕自己还不成熟，我也要反映它。”构思却很艰苦。灵机一动，才以一个小院子里的人物为主，通过他们和这条水沟关系的变化，对比出两个社会的不同性质，来歌颂新社会，命名《龙须沟》。写作时一气呵成。

《龙须沟》写出后，北京人艺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焦菊隐当导演，焦极有艺术天分，他觉得《龙须沟》太单薄，不宜演出。人艺一再努力，焦菊隐最后同意了，说就让导演和演员共同丰富这部戏吧。195 1年2月2日《龙须沟》在北京剧场首次上演，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一直演到年底，盛况不衰。

但老舍则感到，写这样的剧本是一次冒险，不熟悉的东西是很难写好的，《龙须沟》的成功在于扬长避短，写了熟悉的人和事，但在感性层面上，他认为得力于高涨的政治热情。政治上的热情弥补了生活经验上的不足，写出了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作品。当时周扬想给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但一些解放区过来的作家、理论家不服气，认为老舍刚从美国回来，没有参加革命斗争。彭真表态，那就由北京市发吧，《龙须沟》是写北京的。12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此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称号。

不久，老舍写起了“三反”、“五反”内容的话剧，虽然他知道在运动过程中写运动不好，但他舍不得放弃趁热打铁的机会。1952年2月，他开始了艰难而漫长的写作。运动一个接一个，任务也一个接一个，他又生了病，费时十个月，改写十次，交出第一稿。

人艺的朋友们提了意见，他反复来去，重写了九次，直到演出前，才取名叫《春华秋实》，付出很多，结果却不很“成功”。他不计较艺术上的得失，把对当前实际的社会教育作用摆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