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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寻思虑一番,然后说道。
“我大吴鼎峙长江而立国,其栋梁支撑大部分为江东世族。这些世族因为田亩众多,人丁繁盛,易于征收兵役,所以成长为江东大族。
而因中原大乱,南渡江东的士人则成为侨居士人。由此便产生了两个派系,那就是江东大族和侨居士族。
侨居士族以周瑜、吕蒙、徐盛、鲁肃等为首。其在赤壁之战时大破曹操,由此奠定了我大吴基业。而江东大族在赤壁之战时,一片投降之声,故不为当今陛下所喜。
后来周瑜、吕蒙、鲁肃、徐盛渐次凋零,刘备携恨而来,欲灭我江东,为关羽报仇。曹丕隔江南望,虎视江东,常有吞噬之意。
当此之时,陆大都督临难而上,夷陵破备,北上拒丕。从而保有我大吴国土,不失一寸。夷陵一战,陆大都督作为江东大族出身之人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经此一役,侨居士族渐衰,江东大族崛起。故而陛下不得不改变初意,以江东大族为辅政首选。丞相之位立吴郡顾雍,而不立彭城张昭者,正因此也!
表弟,为兄所言本朝建国之史,你老师可曾教过?”
孙秀闻言回道:“老师只教授儒家经典,倒未教过本朝国史”。
黄寻闻言,于是说道。
“表弟你身为宗室子弟,自当明了国家是如何创建而来。如今江东大族势盛,甚至让陛下感到心忧。所以陛下才以吕壹绳制江东大族。
表弟,你仔细想想,吕壹所惩治之人是否都是江东大族出身?”
听到黄寻这么说,孙秀想了想,发现惩治的还真是吴郡士人为多。于是问道。
“表兄,按你之所言,陛下和江东大族岂不是在争衡度势?”
“说争衡度势还不太准确。陛下雄才大略,自然是想行汉武帝之政。百官只能俯首听命,而不敢丝毫有违上意。这才是陛下之本意也!”
“表兄,你在外为将,不在朝廷。如何能察明陛下之本意乎?”
“所以说表弟,你读书只背文章,不通精义。蜀之诸葛丞相读书,行的是略通其文,但求世用之理。
诸葛丞相未出仕前,躬耕于陇亩,好读书,但只观其大略,不求甚解。及出山辅佐刘备,筹略策谋,无一不中。逼得曹操也只能感叹,竟让织席贩履之辈得此大才。
为兄读先秦诸子经典及太史公《史记》为据,故推测出陛下之意。此需将书中之精义融会贯通,方才能得之。表弟如能做到,则此事易也!”
“表兄之所言,太过虚妙!这精义到底是何道理,还望表兄以事告知”。
“也罢,为兄就举事论之。就以汉武帝颁行推恩令来说吧。
表弟,你也知道武帝颁行推恩令之事。但为何颁行推恩令,你是否知道原因?”
“表兄,这难不倒我。当时汉朝诸藩亲王,封地跨州连郡,且汉武帝以前有七王之乱。汉武帝为了削弱诸王,故颁行推恩令,以分其地,损其势也!”
“表弟,这是太史公《史记》之通义,你却当做答案。看来你并不
明白,汉武帝颁行推恩令之真正的原因。
为兄来告诉你,因为汉武帝要集权。汉武帝以前虽有文、景之治,朝政稳定。但朝廷却无法征收诸藩亲王之封地赋税。诸藩亲王在其封地内有征税、兵役、徭役等大权。
汉景帝在位之时,晁错上疏削藩,酿成七王之乱的大祸。汉武帝正是鉴前代之乱,才推行温和的推恩令,以便让诸藩亲王慢慢被削弱致亡。
后来汉武帝见时机成熟,一举剥夺了诸藩亲王的征税、兵役、徭役等大权。只留下封地供养诸藩亲王的财权,并派朝廷之官担任诸藩亲王之国相,以为监视。
那时诸藩亲王已经因推恩令而导致势力分散,无法聚兵作乱。故不能撼动汉武帝颁行推恩令之政。
推古及今,我朝陛下,以布衣之身登极至尊之位,自是有非常人之能。但陛下起自寒微,朝中大臣多是与陛下同患难而来,深知陛下布衣寒微之事。故还未有君臣之序。
张昭倚老,不遵君臣之礼,当面给陛下难堪。潘濬刚而犯上,曾劝陛下停止行猎之事。陛下温言答应,而潘濬意尚未满,竟徒手拆毁陛下车舆之雉羽伞盖。这岂是为臣之道乎?”
孙秀听到这里顿时不干了,抗声说道。
“君有过,为臣者当犯颜直谏。潘大人之所为,正是我辈士人之典范。表兄所言,弟绝不能不为之争辩!”
“表弟,田丰、伍员因谏言而丧命。况袁绍、夫差并非庸主,缘何却要赐死此二人?这个问题,表弟可曾想过?”
“袁绍、夫差皆是败主。既是败主,当然不会纳忠谏之言。有何可想乎?”“为兄就知道表弟你要这么说。太史公曾言:‘不以成败论英雄’。故为项羽立书时作《项羽本纪》,而汉武帝亦许之。表弟,此为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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