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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兰, 明天各界都去见澳岛取经回来的同志,你去吗?”
陈翠兰听到同学的话,却面露些许犹豫, 她生性温和, 便道:“就算澳岛已经成功。但......你们知道我的性子,如果要行使暴力的话, 我不参加的。”
他们在茶楼里才刚说了几句话,门外忽然喧沸震天, 喊声、打声、骂声, 混成一片,连地面都微微震动。
砰。甚至有枪声响起。
学生们都微微一震, 一位同学立刻出去看了几眼, 回来的时候面露愤怒:“英国人又出动军警了,不知道又要干什么好事!”
喧闹持续了很长时间, 街上的人越聚越多, 身着制度、听命于英国总督的港英军警也越来越多,场面十分混乱。
老板也开始赶客:“都走了都走了, 我要关门了, 今天这生意不做了。”
陈翠兰只得与同学们起身离开茶楼。
他们经过大街, 看到街上与对面那些或印度、或东亚面孔的军警在英国人指挥下,神态凶蛮, 推搡着跟前手无寸铁、衣着朴素的工人。
甚至还有被军警围着殴打的,有正躺在地上呻/吟、有蜷缩起来一动不动昏过去了的。
他们听见警督在吼:“滚回去工作!否则都关起来!”
一个女孩扑在地上躺着的女工身上,为她遮挡军警落下的警棍, 发出惨叫。
那女孩看起来年极小,大约十二三岁。
警棍和拳脚没有一点克制地落在她脸上、身上,几下就将小女孩踢倒一旁, 女工挣扎着爬起来,想去保护女儿,却又被一脚踢翻,竟然呕出血来。
陈翠兰和同学们正是十□□岁,年少热血的时候,实在看不下去了。同学们十分愤怒,上前挡住那对母女,向行凶的军警怒目而视:“你们是想把她们打死吗?”
“学生仔,不要多管闲事。我们是在抓捕犯人!”在六十年代的香港,连小学教育的普及,都尚只在文件里。这几个中学高年级的学生一看就知道家境不菲。
军警们也对他们客气一些。
陈翠兰道:“犯了事也不该动用私刑!”
同学们更紧紧地挡在母女身前。
最后其他军警拽了拽同伴:“算了,老小两个女的就算了,那边还有要抓的。”
同学们把女孩和她母亲都扶起来,几个人搀一个,问道:“家住哪里?我们送你回去。”
他们根据女工的口述,把母女俩送回了家。
他们不出所料地住在老城。繁华的大厦高楼旁,脏旧的楼像一个个暮气沉沉,弓腰的老人。狭窄的街道上。窗户与窗户之间架着竹竿,无数衣裳被风吹得飞起,像这个城市的补丁。
属于母女俩的,是一间小小的、低矮的老屋子。
不到十平方米,住着一家三口,灶台挨着杂物,所有东西都蒙着一层脏腻的油光,显出主人的无力照顾。
这个家唯一干净的地方,是贴着五星红旗的床头一小块。那五星红旗分明是小女孩自己画出来的,连星星都画得歪歪扭扭的。
香港有很多人家家里都贴着五星红旗——从得知新中国成立后,工人们、穷人们、被外国人欺负的人们就很高兴,自发地在店铺,在家里挂着五星红旗。
红旗诚然碍了太多人的眼。英国人、从大陆逃来的国党余孽、台湾间谍、大财主,全都被那鲜红的旗帜刺痛了。
但穷人们还是情意眷眷地挂着,仿佛多望一眼红旗,就多有一分在苦难人间活着的将来希望。
此时天已经黑了。小房子里透出昏暗油灯的光,只能照亮方寸之地,亮了那画出的、似真似幻的五星红旗。
母亲靠在门上,不停道谢,时不时就咳嗽几声——那些港英的军警照着她胸口踹,她可能被踹伤了。
陈翠兰说:“您脸色发黄得厉害,恐怕被踹伤了。明天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母亲说:“这不要紧,我的脸一向这样黄,不是生病,只在工厂里经常熬夜熬黄的。”说到工厂,她忽然忧心忡忡起来:“我倒不要紧,只是小娃娃还要看病,老细把我辞了,又不肯结工钱,以后怎么办?”
一个学生问:“您是在厂里犯了什么事,遭到辞退?”
母亲听到“辞退”几字,絮絮叨叨的声音戛然而止。声音低了下来:“......我不是故意请假的,不喝水不出去我都没关系,但那天,我娃娃生病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出去一趟。”
提到“请假”、“休息”,她像是自己犯了罪一样,竟然心虚起来。怯怯地看一眼学生们:“我丈夫死的早,家里地也被买走了,只有一个娃娃......老细晓得了,扣了一大把的钱,还要开除我。我跪下求老细,求他不要开除我......他把我赶出去,不听我说话......我只能跟着大家上街,我想大家人多,大概老细会听听我们说的......”
这位母亲没有读过书,也不认识几个字,从她颠三倒四的叙述里,同学们渐渐拼凑出了这一次工潮的经过。
工厂不肯让劳动者休息、请假。稍有延误,就扣工资。
几个工友一天做到晚,倒头猝死了。
譬如这位母亲,就是因为女儿生病看了好几次医生,误了几次工,竟然被老板扣光了当期的工钱,还遭到了辞退。
工人们义愤填膺,要求放假,要允许工人请假,老板不同意,还撤了分厂,让分厂所有工人都失业.....人们忍无可忍,就组织起来,想跟老板谈判。
但忽然来了一大群的警察,说是有人报警非法闹事,开始抓捕工人。
社会各界声援同情工人,于是走上街头,要求停止镇/压劳动者。
这时,这位因为家里田地被房地产财团收购,因为失地而进了工厂,因为常年无休地做活,累坏了身体,熬黄了脸颊的母亲停下了絮叨,小心翼翼地问她眼中有文化的学生们道:“如果上街不好,那、那以后我都不请假,不休息了,老细能把工钱结给我吗?”
学生们都怔了。
半晌,陈翠兰深呼吸一口气:“您不用想太多,工钱他一定要结给你的。”
母亲便松了口气:“那就好,那就好。”
同学们却都不说话了。几人心情沉重离开了女工家,谁知才走到街口,却见到一些衣着打扮与这片街道普通人不大一样的男子,大摇大摆地揣着刀闯进街来,胳膊上纹着大片刺青,东看一下,西荡一下,每进一家,总要手里攥点钱出来。
其中两个人已经收到了女工家,看看母女那鼻青脸肿的样子,笑嘻嘻道:“抵死,唔好好做工,就知闹事。闹事嘅唔系好人,你哋要交双倍。”
母亲仓皇哀求:“老细发工资,求求你......”
“管你去死啦。唔交钱就滚出去。”其中一个黑衣男子威胁性地挥了挥刀。
但母亲实在一文钱也拿不出了。黑衣男子就搬走了她们家里最后一个值钱的大柜子。
一位冲动的同学看到这一幕,勃然大怒,竟要冲回去。
其他同学连忙拦住他:“不要冲动!这里是老城!我们已经被军警盯上了,这些黑/帮更不会给我们面子!”
所幸母女俩没有事,只是在屋里哭泣。
青年们气红了脸,走出老城街道后,陈翠兰忍不住道:“那是管这几条街的黑/帮?他为什么要因为她们上了街就收双倍?”
一个家里有些门路的同学冷笑道:“港岛的黑/帮都跟警督,跟港英政府有千丝万缕的干系。你以为本岛的黑/帮这么嚣张是为什么?哼,给英国人当狗的太平绅士安抚上层,被英国扶持的黑/帮控制底层。这就是英国人打的好主意。她上了街,就是英国人和那些太平绅士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警察打她,黑/帮也整她了。”
他们默默离开了女工住的老城,一路上气氛沉凝。陈翠兰想到从小受到的与人为善,以和为贵的教导,更是心乱如麻。
街上骚乱、喧闹更甚。但人群推推嚷嚷,又逐渐收拢,竟逐渐有序起来。似乎有别着红袖章的工人混在队伍里维护秩序,还有逮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引着人群有序地喊口号。
随着街上工人们逐渐有序,不再推搡、喊骂,显得克制起来。
但他们越克制,港英军警们反而越如临大敌,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高级警督走出来,操着不甚熟练的中文:“你们这是想扰乱公共秩序吗?”
“我们不想闹事,只想谈判!”人们喊道。
高级警督道:“你们当中谁说话算数的,站出来,我跟他谈。”
人们互相看了一眼,犹豫片刻后,一个穿工装、面容沉毅的男子走了出来,站在人群最前:“我们不想扰乱公共秩序,只想继续谈判。”
“谈什么?”
“请你们释放被捕工友,同时保证工人正常的休息、休假而不被扣工资。”工装男子的声音清晰、条理分明而平静,侃侃而谈:“劳动者一天做到晚,连吃饭喝水的时间也没有,但凡想休息、请假,就要被老细以‘偷懒’为名辞退,或者按请假克扣工资。这不是对待人,是对待生产机器!我们的要求很简单,只希望劳动者也有休息、请假的权利......”
同学们悄悄说:“看,我认得那个人,他是我们的学长,现状在新华社当记者。”
高级警督回答:“只要查明那几个工人没有煽动群众,就放他们出去。至于你的要求......”他顿了顿:“这是资方和你们的事,我们不参与劳资纠纷,一向中立。你们可以回工厂去,自行和资方谈判。”
工装男子冷笑道:“不参与劳资纠纷?你们的所谓不参与,就是事实上纵容资本家对群众进行打击!资本家拿钱请你们控制的黑/帮去镇压工人,你们装作没看见,就是‘不参与’?我们抱团组织起来跟资方谈判,你们就诬造罪名,出动军警逮捕工人,这就是‘不参与’?”
“当强者暴打弱者的时候,你们只在一旁看着。当弱者反抗的时候,你们却上去抱住弱者,喊着‘别打了’。这就是‘中立’?”
高级警督被他说的哑口无言,恼羞成怒:“非法集会,我们有权逮捕!”
工装男子冷笑一声,还想再说些什么,砰一声枪响,血花蓬地炸开,他晃了晃,轰然倒下。
街上人群嗡地炸起来。劳动者、工人组织、还要赶来支援的港岛市民都大吃一惊,立刻涌上去围住工装男子:“快!送医院!”
一个知识分子打扮的青年四下一看,看见打枪的人悄悄缩回军警当中,他立刻意识到了什么,愤怒大喊:“你们这是搞暗杀!”
但高级警督已经被军警护着退去,打/黑枪的人躲在军警中间,砰,青年也倒下了。
人群更加惊恐,混乱之下重又推搡起来,军警趁机拷走了不少维持秩序的工人,还有赶来支援的市民被击中头颅,立时倒下。
暴力机器对手无寸铁的劳动者痛下毒手。
工人组织立刻疏散人群,同学们在混乱中挤挤挨挨,也差点跌倒,心惊肉跳地避开胡乱打人的军警,躲到了巷子里。
地上躺着呻/吟的工人、市民,街上洒着鲜血。
巷子里没任何人说话。
他们只是要个道理,想要不被累死,想要正常的请假休息啊!
为什么、为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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