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善与恶的彼岸（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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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此而已，还算不上心腹大患，或者换句话说，肯定算不上比全面总体战提前爆发更严重。之所以对帝国和新秩序而言，比在完成准备前就发动总体战更危险的原因在于，共和国采取了完全迥异于迄今为止所有大国崛起的方式，对帝国的根基在进行侵蚀和腐化。”

李林依然保持着优雅的微笑，一旁的尼德霍格已经蹙紧了眉宇。

帝国和新秩序得以维持的根基在于对全世界财富的收割和再循环，共和国和新技术体系的崛起不但使得共和国自己成了无法收割的对象，随着影响逐渐扩散，还会使得以往对其他国家的收割组合拳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反噬帝国自身。

首先共和国保证了自己不被帝国收割，然后通过持有大量的帝国马克外汇储备来对帝国“抽税”。具体做法是当帝国制造了“危机”，开始收割他国时，共和国和帝国一道低价收购资产(包括不限于原材料资源的开发权，竞标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只是收购一些资源，或者参与重建或者投资)。这就等于，对帝国来说，回到手里的只有纸币而非财富，只有通胀而非实际的好处。

“短时间内，这种趋势不会让帝国产生警惕，或者说不会让帝国疼到警惕。但随着需求的减少，帝国的企业和工厂生产的工业品必然会出现滞销现象，帝国马克也会贬值，物价飞涨、社会矛盾尖锐……也就是通货膨胀引爆的经济危机。以帝国的国力和体量，一场经济危机还不至于让国家毁灭，但问题是这之后。”

经济危机必然导致帝国的力量受损，放在过去，帝国需要找一个对象收割财富与输出危机。但届时帝国将会发现不但无法收割共和国，连带对其他国家，也剪不了多少羊毛了。

正所谓此消彼长，当帝国饱受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折磨时，共和国并没有停下实力积累，最终双方的实力对比将会抵达一个微妙的引爆点。即帝国逐渐难以支持帝国马克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霸权地位，共和国的国力则增长到了足以推动自身货币国际化，取代帝国马克的地位，捎带着还能向外国输出各种基建、技术、产品，构筑起自己的贸易体系。这时帝国会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使用以往的收割手段，不但是有没有利益的问题，而是可不可以回本的问题

原因在于，以往帝国引爆其他国家的危机，制造资产价格波动后，能以帝国马克低价收购他国优质资产并且回收流动性，虽然会被共和国截留一部分，但绝大部分收益仍然是帝国的。

可一旦共和国壮大到能输出资本、产品和基建，着手构建自己的贸易体系时，大部分收益必然会被共和国收取。

“他们大概会这么做。首先签订一系列货币互换协议和本币贸易结算协定，同时共和国提供由他们主导的各种国际融资通道。逐渐改变以往直接使用帝国马克收购资源或资产的方式，用共和国生产的产品和基础设施折算帝国马克，诸国以本国优质资产的期权折算帝国马克达成交易。双方仅仅是声称使用了帝国马克，实际而言一芬尼都没有流动。”

如此一来，情势就演变成了帝国在世界各地制造出各种地区冲突与危机以后，共和国以这种方式介入，不但截留了本应回流到帝国经济的收益，甚至可能没有收益。打个比方，公国需要输出农产品和木材，共和国以基建和产品出价，公国以基建收益的期权或者其他资产的期权抵押，达成交易。这中间仅仅是物资在流动，帝国马克只承担估价单位的作用。帝国无法在其中以收割任何收益。并且共和国必然还有自己的资金渠道，比如各种充当白手套的私人投资银行等等。

对帝国来说，这种情形一点都不有趣。

“到那个阶段，已经算不上挑战，而是严重动摇甚至会逐渐侵蚀、粉碎帝国的根基。长久以来帝国为了构建和维持新秩序体系，付出了巨额的成本，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事开支以及一定程度的对外逆差来保持流动性，但只要可以收割下去，那么帝国的贸易逆差和高额军费都是值得的，最后总能得到超额回报……但现在而言，帝国付出了成本，消费了影响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收益了。”

如果帝国抛弃一家独大的新秩序回归多边主义的国际协调也是一条道路，但这并不代表转变了就一定会成功，国家体制和社会与观念骤变，最容易催生混乱与内战，如果大国转向如此容易，某个红色帝国也不会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对大国而言，调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如果能轻易改变生存方式或者社会制度，那么历史上诸多大帝国早就那么干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帝国必须在危险还在萌芽状态就予以扼杀，如果不行就要立即着手直接的，有力的，实质性的，针对共和国的打击。

只要共和国以这种方式活着一天，帝国和新秩序都有解体的风险，等到共和国危险正式浮上水面再来做这件事，非但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有没有超过一半把握也很难说，到那个时候，不管帝国是否乐意，都不得不去赌这个一半一半，这对于国家战略的选择而言，无疑是最糟糕的情况。

看似有选择，实际上没有，因为只有糟糕和更糟糕的区别。如果不解决眼前的问题，日后哪怕找到再多的钱包，也填不饱帝国的肚子，甚至会越来越饿，最终只能在自我崩坏和毁灭世界之中做选择。

“罗兰未必能预测到这个地步，但新技术步入正轨，各种效果显现出来后，他必然会注意到各种现象，从中推导出结论。到时候他或许会设法延缓相关进程，阻止火车对撞的情形出现。不过到时候又有谁会去听他的呢？”

或许如罗兰所说，人类的行动出发点都是善意，都是以谋求幸福为己任。然而一个人、少数人的善意是无法改变世界的，也无力撬动历史发展的轨迹。

将国家政策决定的基础乃至世界的命运寄托在对善意的期待之上，这是大错特错与不切实际。

能够相信的，能够依赖的，唯有以恶意为思考基点，经过周密计算得出的结果而已。

“这场纷争对我们和共和国有着同等重要的价值，他们不能输，我们也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