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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很快就出现了转机。
国防部长钟守富,在政务院各部首长里,各人能力可能偏下,但他对武爱华的指示执行得最为彻底。在双十节过后,钟守富就抱来了国防部近期工作计划,包括“海岸警卫队扩编计划”与“地方守备及预备役部队组建计划”,武爱华一看计划可行,就要求钟守富将计划交给政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然后交由中央议会讨论。
钟守富做出的计划很务实,需要政府层面做的事就是给钱,需要总统层面做的事就是给人。武爱华通过华南银行,给财政部注入了5亿华夏元的资金,但这笔钱却一分也没花出去,原因是所有花钱的报告,不符合武爱华制定的花钱原则与要求。但钟守富的报告却符合武爱华的原则,因此,他的报告最先通过,最先获得财政拨款。
能够入主中央政府担任一部之长的人,其智商与情商都是冠绝天下之人。他们从中嗅出了不同寻常的味道。并不说他们觉得武爱华因为钟守富的缘故而故意偏向国防部,而是直觉到国防部的报告里一定有符合总统需要的东西。
譬如,警察总署署长张学良,曾经的“副委员长”,仅次于蒋介石的人,其地位甚高,而这种地位,养成了他在做一件事情时,常常滋生“不服气”的心态。国防部的报告通过了,他很不服气。于是,他去把国防部的报告借来,反复阅读,并与警察总署的报告相比较,最终发现了一些不同。
第一个不同,在工作目标制定上,警察总署的报告,只有一个总的目标;而国防部的报告,除了总目标之外,还有很多分支目标、阶段目标。
第二个不同,警察总署的报告,说原则的多,说宏观的多;而国防部的报告,除了总则中有些原则性的东西外,其他的内容主要是实现目标的措施,以及当工作出现偏差时,如何及时发现与纠正。
第三个不同,则是落脚点不同,警察总署的目标,落在维护全国的治安上,这本来是正确的,但却明显是不够的;国防部的目标,除了完成相应的国防建设、地方部队管理、征兵、海岸守卫等任务外,重点还在于人,即要建设和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国防事业人才队伍。
第四个不同,同样与“人才”有关,警察总署的报告中,对如何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不但很笼统,对于警察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更是语焉不详;而国防部的报告中,对地方守备部队官兵、海岸警卫队官兵等,都有详细的考核要求,什么样的人可以升官,什么样的人可以奖励,什么样的人必须惩处等,都罗列得很细。
分析出这些原因后,素来感觉良好的张学良亲自到国防部登门拜访。两人在喝了几杯之后,张学良开始取经。
钟守富的名字虽然有一个“守”字,但其性格并不保守,见张学良不耻下问,他立即脸色一震,严肃地说道:“张将军(由军队转入警察部门的人,其军队中的军衔可以暂时保留),要说国防部的报告能够通过,其经验也只有四个字: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张学良明显不理解这四个字。
“我讲一些这些年跟着总统一起共事的感觉吧。”钟守富换了一个角度,“在红军独立支队、独立纵队时期,总统就要求我们:在做事前,首先要考虑到为谁做这件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譬如在部队管理中,我们的管理制度针对的是士兵与中下级军队,那么,这样的制度士兵与中下级军队是否认同,是否喜欢?假如不喜欢,不认同,这种制度就有问题,因为即便执行下去,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在部队中,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士兵工作都要坚持一切为了士兵,一切依靠士兵,只有广大士兵说好才是真的好!而要制定出这样的制度,就不能站在高级军官的角度看问题,而要站在普通士兵的角度看问题。”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关心士兵生活疾苦,研究士兵思想与心理,维护士兵的基本权益。”
“你们真的是这样做的?”张学良大吃一惊,他也是带兵的人,可是,这样的话,又如何做到部队统一呢。
“这个,你可以去国防军原来的老部队问问。也许,张将军会担心到长官的权威、军令的执行等。事实上,这根本就不存在问题,在军令上,我们国防军同样认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价值理念,而且我们还提出了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要求。”
“那个,钟将军(钟守富为四星上将),你能不能为警察总署支个招?”张学良算是听懂了一些,但还没真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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