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永变文》和田昆仑故事的传承关系——中印文学交融说议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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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论证的第三层，是论证“佛门的天女和中国上古宗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神女’、‘仙女’、‘织女’应该是有区别的”，即印度佛教的天女远比中国的“神女”等美丽。他所持论有二。一是《维摩诘经讲经文》中魔王波旬假扮帝释对持世菩萨说：“此天女一个个形如白玉，一个个貌似鲜花。妖桃而乃越姬娥，艳质而休夸妲妃。能歌律吕，行云而不竟垂；（禁）低解奏宫商，织女而忽然亭罢。”张文言：“（这是）有意将天女和‘恒娥’、‘妲妃’、‘织女’作比较，而认为超出于她们之上。”笔者认为文学语言不是科学测定记录，夸大和模糊是经常互为依存的，欲说甲女之美，便说比已知的共认的美女乙更美，这中间实在没有一个科学的尺度或准则。而且女性的美丽各具特色，西方的天女也好，中国的恒娥也好，妲己也好，有谁亲见过她们可作客观公正的评美以定名次呢？这种论据未免太幼稚了。

张文论据之二，《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乃下天女曰魃。”《玉篇》引《文字指归》：“女拔，秃无发，所居之处，天不雨也。同魃。”张文因言：“这样的秃头旱魃形象，令人可畏，绝不是帝释宫中能歌善舞、美艳多情的天女。”将此话再替论者演绎得更明白些，就是：中国上古的天女并不是最美的，或者还是最丑的，只有印度佛教的天女是最美，多情而又能歌善舞的。《董永变文》中的天女是最美的，多情的，因之她必不是中国上古的天女，而必是印度佛教中的天女。这个三段论的大前提之不能成立，或者说不周延，就不需要作认真论证了。人有善恶美丑，人创造的天神、天女，也自有善恶美丑。竟然会用旱魃的丑凶来代表中国天女的面貌，这只能显示论者的无力而勉强充证。

张文论证的第四层，是说中国的织女“是罗敷，有夫的”，她自有原配叫牛郎，绝对不会再下凡与董永有一段罗曼史。这好像言之有理。但神话本系荒诞之言，本不应用天经地义的事理来质对。不要说神话，就是格言哲语也多有互相“矛盾”的呢，因为它们都是用艺术的手法来表达“此一”，而不计“彼一”的。一定要质诸事理的话，我们也可以天真地提问反诘：天上那么多的云锦，那么多的神仙的要穿衣，难道就是牛郎之妻织女星一人所织？天上的织女难道不是很多吗？明代顾觉宇《织锦记》把天女写成“织女七姑”，董永妻为七仙女，即织女之最小者。我们说这一改变有多种原因，适应戏剧演出的需要也是原因，否则人物、故事太单调。我们也不排除这个改变是为了有意为之弥缝，免得将董永之妻视为牛郎之妻。但不能反证织女七姑之前的“天女—织女”，绝对不是中国天宇中的织女。

张文的第五层论证，是考证董永妻的天上主人即“印度教的天神”，对此在下节文字中申辩。